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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什么 不做什么

———《外省书》及其他
2000-11-30 来源:光明日报 张炜 我有话说

时间过得真快,好像一转眼就是五年六年!现在不是过去,现在的世界急速运转,简直没有个停滞的时候……大概人的眼一花,就觉得时间快。你想想,人整天都被各种消息和事件包围,哪能没有压迫感!人要过于性急过于敏感就会发疯。不发疯也要发慌。现代世界就是这样:整天让人惊慌失措;到处热闹得挤成一球。人在这时候当然不能什么都听什么都做———所以说一个人的操行和判断,他在一个时期决定自己要做什么,不做什么,确乎重要。鲁迅当年有一句话,叫作“连眼也不看过去一下”。这讲起来多么严格,其实也是没有办法,大概是只能如此吧。

朋友说到我写作的刻苦,说我争分夺秒之类,其实不是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作者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需要很多。因为写作只是记录自己,记录下来能要多少时间?这不过是秘书一类的工作而已。可是这之前先要把自己准备好,使自己有值得一记的东西,这才是最需要花时间的。依我看,这个过程千万不能搞反。如果整天写,整天记录,他自己反而没有搞好,空空洞洞,他能记录下什么?古往今来所有写得无内容之书、轻浮之书、扔掉尚且不够的书,其中原因尽管复杂,现在看大概有一条,就是他们只把眼睛盯在记录上,而记录的对象———他自己———倒从根上就给忽略了。我一直信这个道理,所以对自己不敢松弛。实在一点讲,这样做只为了写得好一些,而并非有多么强的道德感在迫使我。

记录自己是需要技巧的。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,后来一直轻视技巧。教科书上反复说“怎么写”才重要,而“写什么”并不重要。可是这会儿让我说,我说比较起来它们都不重要———起码不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?在我看来,“用什么写”最重要。用什么写?当然是用“我”了!“我”就是上面讲的“自己”……中年了,写了这么久,正常情况下不该再怕什么技巧,也不该怕人偏地远陈旧背时、趣味落伍这些东西。别慌,该有的自然会有。我怕的是什么?我怕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感情,深深地害怕。这不是指一般的感情,一般的不够用。本来,作家如果对人间苦难耿耿于怀,那才是正常的。只要有不幸的呼叫传到耳边———不论它从哪个方向哪个渠道传来,都让我心上揪疼,不能忍受……

前一段有个知识渊博的朋友讲,他一年里的大半时间不是呆在那个中央级的大研究所里,而是要到许多地方搞调查,长期住在缺水少食的边远地方。对建自五六十年代的水利设施的破坏与使用、土地增减及利用率、不同户型收入、环境教育村政财务人事等等更细的一些数字,他能脱口而出。他比我这个长年在下边跑的人了解得更多。而且他比我年纪还小得多。他真是好样的。以前我总担心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,担心他们的感情,这回让我看到了作人作事的希望。这样的人肯定有感情。你看,感情不是性格,不是凭空虚拟之物,感情是一种知的深度。讲来讲去还是这样:知识分子理应有独特的痛苦,这不是找来的,而是必要具备的……

至于作家,断不能留在“文化”和“艺术”挤成一球的地方了。因为挤下去,挤上一辈子,也就成了一张皮。然后画皮,这是聊斋上的故事。多么可怕……要有勇气走开。像梵高那样伟大本真我是做不到了,但我起码明白:还要时时警惕一些东西。这就是我长年生活和奔走在另一种城市另一种乡村的原因。我起码还知道,任何一个族群,他们在怀疑自己的道德时都是很痛苦的。很奇怪,非常奇怪———现在连这种痛苦都没有了……

就是出于一种担忧的心情,当然还因为职业和嗜好了,我要不停地读书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急着读外国书了。因为回头一看这么多必读的中国书没读,没有好好读。时间真紧,紧得怎么想都不过分。在这个年头,如果西方的兴趣覆盖了我,学得唯恐不像,我就可耻了。再说句实在话,时下我如果用西方、用西方的书唬人唬己,我就浅薄了,我的文学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文学当然需要交流,可是起码来讲,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。哪有跳离自己民族十八丈远、十八杆子都够不到的文学?说白了不过是纸老虎,虚幻之物……这些是我中年之后才明白的道理。屈原、李白和杜甫,诸子散文,他们要在心里扎下根来。文化吸取比做养生,微量元素是重要的,可是主食呢?主食里也含微量元素。主食不足,我吞服再多花花绿绿的药丸,还是要手无缚鸡之力。

总之我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不多,起码不像别人认为的那么多。简单一点说,它们是长久以来装在心里的,我不过把它们抄下来而已。抄下来所用的时间,并不算多。对我来说,写作这种事儿,现在和今后都等于直接从心里往外“抄书”,而不是写书。类似的书,长长短短的书,都会积存在心里,这个我知道。今后只要一有时间,我就会从心里“抄”出一本。

时间过得真快,好像一转眼就是五年六年!现在不是过去,现在的世界急速运转,简直没有个停滞的时候……大概人的眼一花,就觉得时间快。你想想,人整天都被各种消息和事件包围,哪能没有压迫感!人要过于性急过于敏感就会发疯。不发疯也要发慌。现代世界就是这样:整天让人惊慌失措;到处热闹得挤成一球。人在这时候当然不能什么都听什么都做———所以说一个人的操行和判断,他在一个时期决定自己要做什么,不做什么,确乎重要。鲁迅当年有一句话,叫作“连眼也不看过去一下”。这讲起来多么严格,其实也是没有办法,大概是只能如此吧。

朋友说到我写作的刻苦,说我争分夺秒之类,其实不是。因为我觉得一个作者用来写作的时间并不需要很多。因为写作只是记录自己,记录下来能要多少时间?这不过是秘书一类的工作而已。可是这之前先要把自己准备好,使自己有值得一记的东西,这才是最需要花时间的。依我看,这个过程千万不能搞反。如果整天写,整天记录,他自己反而没有搞好,空空洞洞,他能记录下什么?古往今来所有写得无内容之书、轻浮之书、扔掉尚且不够的书,其中原因尽管复杂,现在看大概有一条,就是他们只把眼睛盯在记录上,而记录的对象———他自己———倒从根上就给忽略了。我一直信这个道理,所以对自己不敢松弛。实在一点讲,这样做只为了写得好一些,而并非有多么强的道德感在迫使我。

记录自己是需要技巧的。我从十几岁开始写作,后来一直轻视技巧。教科书上反复说“怎么写”才重要,而“写什么”并不重要。可是这会儿让我说,我说比较起来它们都不重要———起码不是最重要的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?在我看来,“用什么写”最重要。用什么写?当然是用“我”了!“我”就是上面讲的“自己”……中年了,写了这么久,正常情况下不该再怕什么技巧,也不该怕人偏地远陈旧背时、趣味落伍这些东西。别慌,该有的自然会有。我怕的是什么?我怕的是自己对这个世界没有感情,深深地害怕。这不是指一般的感情,一般的不够用。本来,作家如果对人间苦难耿耿于怀,那才是正常的。只要有不幸的呼叫传到耳边———不论它从哪个方向哪个渠道传来,都让我心上揪疼,不能忍受……

前一段有个知识渊博的朋友讲,他一年里的大半时间不是呆在那个中央级的大研究所里,而是要到许多地方搞调查,长期住在缺水少食的边远地方。对建自五六十年代的水利设施的破坏与使用、土地增减及利用率、不同户型收入、环境教育村政财务人事等等更细的一些数字,他能脱口而出。他比我这个长年在下边跑的人了解得更多。而且他比我年纪还小得多。他真是好样的。以前我总担心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,担心他们的感情,这回让我看到了作人作事的希望。这样的人肯定有感情。你看,感情不是性格,不是凭空虚拟之物,感情是一种知的深度。讲来讲去还是这样:知识分子理应有独特的痛苦,这不是找来的,而是必要具备的……

至于作家,断不能留在“文化”和“艺术”挤成一球的地方了。因为挤下去,挤上一辈子,也就成了一张皮。然后画皮,这是聊斋上的故事。多么可怕……要有勇气走开。像梵高那样伟大本真我是做不到了,但我起码明白:还要时时警惕一些东西。这就是我长年生活和奔走在另一种城市另一种乡村的原因。我起码还知道,任何一个族群,他们在怀疑自己的道德时都是很痛苦的。很奇怪,非常奇怪———现在连这种痛苦都没有了……

就是出于一种担忧的心情,当然还因为职业和嗜好了,我要不停地读书。但是我现在越来越不急着读外国书了。因为回头一看这么多必读的中国书没读,没有好好读。时间真紧,紧得怎么想都不过分。在这个年头,如果西方的兴趣覆盖了我,学得唯恐不像,我就可耻了。再说句实在话,时下我如果用西方、用西方的书唬人唬己,我就浅薄了,我的文学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文学当然需要交流,可是起码来讲,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。哪有跳离自己民族十八丈远、十八杆子都够不到的文学?说白了不过是纸老虎,虚幻之物……这些是我中年之后才明白的道理。屈原、李白和杜甫,诸子散文,他们要在心里扎下根来。文化吸取比做养生,微量元素是重要的,可是主食呢?主食里也含微量元素。主食不足,我吞服再多花花绿绿的药丸,还是要手无缚鸡之力。

总之我花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不多,起码不像别人认为的那么多。简单一点说,它们是长久以来装在心里的,我不过把它们抄下来而已。抄下来所用的时间,并不算多。对我来说,写作这种事儿,现在和今后都等于直接从心里往外“抄书”,而不是写书。类似的书,长长短短的书,都会积存在心里,这个我知道。今后只要一有时间,我就会从心里“抄”出一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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